忽值山河改：馬逢華回憶文集

　　本書共分兩部份。第一輯記述作者在神州山河易色的一九四九年前後，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期，身歷其境的實況，和一九五○年代流亡海外，輾轉經過香港、台灣，而漂泊到美國，繼續求學的經歷與感受。第二輯收錄作者在這一段時期與沈從文、梁實秋、李方桂等六位在困難中默默工作的傑出作家與學者們的交往心得。兩輯都是從作者個人經歷的角度來反映一個歷史巨變的關鍵年代。

　　本書以樸實通順的文字，和娓語口述的筆法書寫，文章裡充滿了他人未曾寫過的細節。可以作為一部史料豐富的傳記作品來看，也可以當作一本文學性的散文集來讀。

作者簡介

馬逢華

　　河南開封人。國立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，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。曾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經濟系任教二十六年，現為華盛頓大學榮休教授。

　　學術著作有《中國大陸對外貿易》（英文）等，中文寫作有《忽值山河改》、《馬逢華散文集》、《景山集》等三種。

壹‧北京大學，一九四九前後

題記
這幾篇小文，記述從一九四六年初秋到一九五一年初夏的五年期間，北京大學的滄桑變化，和我作為一位學生，「只在此山中」的親身經歷。如果以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共軍開進北京那天作為分界線，則這五個年頭大致上正居該線的前後各兩年半。 這一組文章從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起，在「傳記文學」月刊陸續發表的時候，正值北京大學百年校慶，所以在總題目之後，還有一個副標題：「為紀念北大百年校慶（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）而寫」。

十二月十七日這個校慶日，與北大早期的校史不能分開。 北大在一九八九年（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）百日維新運動中創立，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。最初的學生，都是保送入學，包括進士、舉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，舉、貢、生、監等候補人員，以及大員子弟、八旗世職和各省五職後裔。程度為免參差不齊，學校也尚在草創試驗階段。適逢庚子（一九○○）拳亂，八國聯軍攻佔北京，大學堂於是奉命停辦，兩年後（一九○二年）才又恢復。

是年十月十四日，第一次正式舉辦招生考試。十二月十七日，大學堂舉行= B6}學典禮，第一班經由考試錄取的學生正式上課。北京大學自此就以十二月十七日為校慶日。 我寫一九四九年前後的北京大學，所寫的自然是那個位於北京地安門內的沙灘、馬神廟和北河沿一帶，並且一向都以十二月十七日為校慶日的北大；也就是我曾經弦誦於斯、歌哭於斯，前後共達五年的老北大。

一九五二年，中共摒棄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北大沙灘校園，把學校遷往西郊海淀鎮的燕京大學舊址，並且把校慶日改訂為五月四日。這些一刀兩斷式的改變，使得海淀新北大與沙灘老北大的歷史淵源若斷若續，不絕如縷。不過這? �幭隉A既然發生在一九五一年暑假我離開北大以後，與本系列的回憶之作也就沒有直接關係，所以就只點到為止了。

二○○四年十二月編校時補記 （一）弦歌不輟：師生座談「紅綠燈」 ⊙引言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，金介甫（Jeffrey C. Kinkley）教授寄給我一份資料的複印本，題為「今日文學的方向││『方向社』第一次座談會記錄」，原載天津大公報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十一月十四日「星期文藝」第一百零七期。那時金介甫正在準備他的「沈從文傳」書稿（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，史丹福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七年出版），常常與我通信或電話商談有關的資料。「方向社」是北大幾個愛好文藝的年輕助教和學生創辦的文藝社團。金介甫看到座談會的出席者有我在內，所以寄我一份。

可惜他寄來的「全錄」（Xerox）影印本非常模糊不清，難以全部辨識。他在信中也頗為此道歉。那年歲尾我趁賀年之便，託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劉怡恢兄幫忙另找一份。開年（一九八六）一月十五日，接到怡恢兄寄來一份從微捲（Microfil! m）放大的照相影印本（Photostat）黑地白字，也相當漫漶難認。所幸白地黑字的「全錄」本與黑地白字的照相本，其清楚與模糊的地方不盡相同。兩份互相對照，以此之長，補彼之短，竟然勉強可以把全文謄錄出來了。 金介甫的書裡，對這一份文獻，並未多用。

只在論及沈從文「不願遵命寫作」時，提到這個座談會，並引用了沈先生「也許……不用紅綠燈走起路來更方便些」」一句發言；然後加了一個附註：「（沈）反對政治指導文學，見『今日文學的方向』（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天津『大公報‧文藝』一○七期刊出）。當時年輕的經濟學家馬逢華也參加了此次討論會。」（中文譯文見符家欽譯，「沈從文史詩」，台北幼獅文化公司，一九九四年初版，= AD階|四八及四五九。）我覺得至少有兩個理由，現在應該把那次座談會的紀錄重新刊出。

首先，就我所知，這是北大五十年以來，在「思想自由，兼容並包」的傳統學術空氣下，所舉行的最後一次師生座談會，內容包括北大幾位名教授的重要發言，極可能也是有詳細紀錄在當時重要報紙發表的唯一的一次。那次座談會召開之日，北京已是一座危城。到了一週之後座談會記錄在天津大公報刊出的時候，北京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座圍城。其時離中共「解放軍」正式入城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，也只不過兩個半月的光景了。